余秀华红了。带着不同的人加诸的不同标签，她摇摇晃晃地，从湖北横店村出发，到北京，到成都，到昆明，到杭州……穿过大半个中国，口齿不太清晰地，吟诵自己的诗歌。

诗歌会改变她的命运吗？她说：“我一直尽力配合命运，演好自己的这个丑角，哭笑尽兴。”

命运会在她的世界里绽开漫天烟火吗？她说：“我心孤独，一如从前。”

世界向她敞开了一扇门，而她，怀念的却是来时的地方：“横店浓郁的气息在我骨骼里穿梭，油菜花浩浩荡荡地开着，春天吐出一群群蜜蜂。”

一

去横店村的余家，要从石牌镇贺集街道的乡村公路转到一条窄窄的水泥路，再转到一条泥土路来。南方多雨，一旦下雨这条路就泥泞不堪。从去年底开始，停在余家门前打谷场上的豪车突然就多了起来。记者、粉丝、当地或从外地赶来的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云集在余秀华家中。

一拨又一拨人拥到这里，好奇地打量余秀华：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什么样的伤与痛，让她写下了这样的文字？网络上，更是有无数人从各种角度去解构、剖析她的诗歌。就连发掘余秀华的“伯乐”、《诗刊》编辑刘年也认为：“她的诗，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，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——别人都穿戴整齐、涂着脂粉、喷着香水，白纸黑字，闻不出一点汗味，唯独她烟熏火燎、泥沙俱下，字与字之间，还有明显的血污。”

面对“拯救诗歌和文坛”的赞誉，余秀华觉得“太不靠谱”。她从一开始就告诉所有人：“把我弄得太夸张了不好。”

但扑面而来的热浪，炙烤和灼烧着余秀华：访谈、签售、讲座、出席活动……余秀华从未迷失，她知道自己可能会“被捧得越高摔得越惨”，公众对她的热度，就像爱情的保鲜期，过不了半年。然后她会回到横店村，回到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。

所以，余秀华不觉得自己与诗坛和文坛有什么关联。甚至她觉得写诗，也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，至于别人从诗中读出了什么，跟她无关，她不在乎。

对余秀华来说，选择诗歌作为情绪出口的原因很纯粹——因为脑瘫，她只能用右手使劲按着左手写字，诗歌字少，排列起来简单，写起来更容易。

余秀华口中的容易，在记者看来也并不容易——当她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对她影响较大的作家“博尔赫斯”的名字时，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“力透纸背”——记者采访本上的纸张，都被她划破了。

二

1976年3月，由于出生时倒产缺氧造成脑瘫，余秀华的人生路，注定从一开始就要比别人艰辛。

“不知道流了多少泪！钟祥、武汉，甚至是北京，全国各地的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！”在余家的院子里，余秀华的母亲周金香一边洗衣服一边说。

“那时她都已经很大了，还张着两个膀子走路。”周金香的语气虽平淡，却充满酸涩与痛楚。

在家的日子，余秀华更多的是与家里的鸡、狗和兔子为伴。她不太出门，即使有同学聚会，她也从来不参加。“他们是一帮的，我跟我自己是一帮。”余秀华说。

一句话轻轻带过的背后，肯定隐藏了无数故事。但被问起求学过程中的细节时，余秀华却逗弄着身边的小狗打起了“太极”：“我记忆力很差，都不记得了。”

有些事选择遗忘，但有些事，余秀华却镌刻于心。

因为身体上的不便，她1983年才开始上小学一年级，比同龄人晚了一年;由于字写不好，1984年，留级;1990年—1993年，上初中;1993年—1995年，上高中;然后辍学。

其实从一开始余秀华就知道，她的身体，她所在的横店村，都是她无法跳出的“龙门”。但她不甘心。

初中毕业，她并没有考上高中。她自己一个人跑到石牌高中找到校长要求读书。校长很惊讶地看着这个说话不太清楚、走路摇晃的女生，只对她说了一句话：“把你爸爸喊来。”

凭着这股执着和倔强，余秀华上了高中。但两年后，她又自己退学，原因很简单：不想上了。任性而去，恰如任性而来。

辍学后，余秀华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2岁的四川男人。

三

爱与恨，在余秀华的世界里从来就浓烈而鲜明。这或许是因为，伤痕从小时候起就烙在了她身体里、刻在她心上。

为了解救余秀华的苦难，余秀华的父母曾一度向神佛寻求救赎。得到的答案是前生作孽，今世受罪。从小时候起，余秀华就觉得自己上辈子是个坏人，这让她的童年充满了异常沉重的恐惧感。

上中学时，余秀华曾试图割腕自杀，被救下后，伤疤凝结成了她日后诗中的“胎记”。

一直到长大结婚，余秀华也没有寻找到她想要的那种安全感。相反，“两个人完全碰不到一块去”——丈夫看见她写诗就烦，而她看到丈夫，也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。

余秀华没有将这段婚姻归结为命运，她像小时候一样，将“原罪”归结到自己身上：“怪就怪我自己太有想法，太有自己的主见，怪我不好。”

为了活下去，她曾经到钟祥所属的荆门市跟别的乞丐学习乞讨，她甚至为此专门买了一个碗。后来她把这段经历写进了诗歌《在荆门的一天》中。

说起女儿乞讨的经历，周金香无法自已地捂着脸啜泣。余秀华只是在一边倔强地笑，连声音里的哽咽都不太明显：“活着嘛，总是要自食其力的。但我会站着要饭，不会跪着——我不会下跪，真的做不到。”

没有人比余秀华更理解站着对她来说有多重要。

在父亲余文海的记忆里，女儿在小时候，家里一有客人来，她总会沿着田埂爬到很远的地方去，像是要给别人证明什么。

余秀华学走路时，拄了两根拐杖。后来别人说她拄拐杖不好看，于是她扔掉了一根。结果别人还是说不好看，她就把另外一根也扔掉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她摇摇晃晃地走到现在。

身体离开了拐杖，心却从未远离过。余秀华成名后，不止一次地说，自己摇摇晃晃地在人间走动时，诗歌，充当了一根拐杖。

“经历了那么多，不写诗怎么办？诗歌就像一个朋友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你还有它。”余秀华说。

四

1995年—2007年，余秀华在村口开起了小卖部，一个月能挣二三百元就算大吉，她归结为自己“性格不好，不会做生意”。

2012年，余秀华出了一次远门——去浙江温州打工，在一家工厂撕膜。结果父亲怕她在外吃苦被人欺负，把她叫了回来。打了一个月的工，连工钱都没拿到。

余秀华从来没想过靠写诗挣钱。2005年，她的诗第一次刊登在当地的《钟祥日报》上，最后拿到的是6元钱稿费。但她的家人，甚至不知道她有靠诗歌挣稿费这回事。

在余秀华出名之前，“版权”这个词对余文海来说非常遥远。甚至余秀华开小卖部时写诗歌的手稿，也被他拿去当废纸卖了，这让他后悔不已。

余秀华对此倒是看得很开，她用诗一样的语言“悼念”那些未见天日的诗歌：“天才就是要被卖的，不被卖就没有天才。”

五

对于所有的活动和邀约，余秀华说自己无所谓喜欢或不喜欢。就像前半生她抗争、呐喊过，但最终还是选择承受一样，对于现在的变化，余秀华选择和命运两各相安。

发掘余秀华的《诗刊》编辑刘年，让她安静地写诗;而出版她诗集的出版社，又要她尽可能多地出席活动，推动诗集销售。余秀华觉得，他们说的都有道理，她只能选择随遇而安。

但余秀华不时地怀疑外界对她的关注。在杭州时，她曾经问读者：“你们是真的喜欢我吗？”

被生活放逐了半生以后，在骨子里，余秀华还是希望别人喜欢她的诗歌，喜欢她这个人。所以，无数次采访、无数个活动，即使她觉得被冒犯，她也只是在言语上不留情面，在行动上，还是尽量配合。

就像记者蜂拥到她家采访时，请她现场作诗，尽管她直指那是作秀而不是作诗，但她还是在众多记者面前写出诗歌《假如你是沉默的，海水也会停止喧哗》。

余秀华想借机表达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自己的心都是安静的。

昆明有一个公益活动邀请她关注脑瘫儿童，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她觉得，就算别人借用她的名气或是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她，只要能帮助到那些和她一样不被命运眷顾的人，就是值得的。

六

无数的快递、信件，从中国的各个地方涌向横店村。

有空的时候，余秀华就坐在或蹲在自家的院子里，拆那些来信。信里有的将她的诗歌谱成了歌曲，余秀华看得哈哈大笑;有的是寄来诗歌请她赏鉴，余秀华嘟囔着说看不懂;还有的给她寄来了诗集和书籍，希望她的诗歌创作能更上层楼。

今年大年初一，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专程从北京赶到余秀华家，不为别的，只为看一眼这位女诗人。这让余文海异常感动。

有粉丝来看她时恭维她是天才诗人，余秀华会反驳：“我是什么天才？有人打了十几年麻将，我不过是写了十几年诗！”

认真的时候，余秀华也会和粉丝深入交流诗歌创作。有人问她，每次写诗是不是都需要灵感？她说，越是没有灵感时越要写，每天笔耕不辍，才能保持诗感。

还有粉丝来看余秀华时，对她的诗和她的处境都表示理解。余秀华嘴上虽然在附和，但回过头却不以为然：“其实一个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另外一个人。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细节一个细节构成的。我不需要别人理解我，别人的理解对我也是一种负担。”

七

尽管觉得孤独是自己的影子，但余秀华还是愿意感谢那些生命中的遇见，并奉上她全部的热忱：“去北京，总感觉是回家，《诗刊》在那里，刘年在那里，出版社在那里，杨晓燕在，范俭在，董路，天琴……这些名字让我心疼，让我短暂依偎。”

柔软和坚硬，余秀华一直用她的两面示人。

然而最真的一面，她永远只留给诗歌的世界。

辛弃疾、海子、雷平阳……古代到现代，死去的到活着的，余秀华会用诗歌的方式，向自己最爱的几位诗人致敬。

对于不爱，余秀华也会直抒胸臆。说到北岛、舒婷，她说她并不喜欢他们的诗;说到韩寒、郭敬明，她说他们是小屁孩儿，她没读过他们的东西。

余秀华拒绝管住自己的嘴。她说自己的出名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事件，最多不过是被“打回原形”。

这也许就是在诗中，在自己构筑的现实中，余秀华的情感表现得那么浓烈而奔放的原因。

肆无忌惮的背后，或许是永不能抵达彼岸的落寞。就像余秀华说过的，高跟鞋、烈焰红唇都是她心目中性感女人的符号，但她从未去尝试过，因为她能分清现实和梦想的差别。

余秀华评价自己：思想浅薄、语言粗俗，一个“庸俗到清纯”的人。

她不明白，自己这样一个人，为什么会靠着写诗红遍了大半个中国。“上帝握着我的手在写诗，但是我不知道在写诗。”她说。